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东西问·解码兔年丨曾应枫：“恭喜发财”，广府有何独特新春年俗？******
中新社广州1月24日电 题：“恭喜发财”，广府有何独特新春年俗？
——专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
中新社记者 程景伟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中国人心中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国各地春节习俗也有差异。
在中国南方，以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主的广府人过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特色，甚至传至港澳及海外。广府人如何过春节？年夜饭必吃哪些菜？迎春花市“行花街”、拜年爱说“恭喜发财”，又有何种意涵？岭南民俗专家、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广府年俗及其蕴含的美好愿望、文化特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广东三大族群之一，广府人过年有何独特之处？
曾应枫：从古代岭南到如今沿海开放的广府人，过年习俗自成一派，丰富而多彩，传统又新鲜，备年货、团年饭、行花街、迎财神、赏花灯等，历经千百年，形成一套以“除旧迎新”为主题的程序，成为约定俗成的仪式。比如，人们见面一句“恭喜发财”的拜年问候，就显示广府年俗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差异。
2019年2月，市民在广州西湖花市上与“财神”合影留念。陈骥旻 摄根据广府年俗活动的集中情况以及人们着手准备“过年”的普遍时间，春节一般从腊月廿三或廿四“谢灶”(送灶君老爷上天)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为止。也就是说，从“谢灶”那天起，就进入年关，这是过年的序幕。之后，要大扫除、购置年货和准备年宵食品、年夜饭等。俗谚“年廿三，洗衣衫；年廿四，扫屋子；年廿七，执归一；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九，脏物都搬走；年卅晚，团年饭后去卖懒”，基本把广府人忙碌的年关讲得比较清楚了。
值得一说的是，以往，除夕之夜，广州西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卖懒”风俗，就是各家各户的小孩提一小灯笼，拿一红鸡蛋和一个茨菇，三五成群在街头巷尾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不懒。”“卖懒”寓意新的一年更勤奋，可惜如今这种风俗在广州等城市已逐渐消失。
广州一新春民俗文化活动上，市民爬上“金山”摘水果。高16米的“金山”上堆砌着苹果(代代平安)、柚子(越碌越有)、甘蔗(掂过碌蔗)等具有吉祥寓意的水果，吸引游客“爬金山”讨好兆头。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民以食为天，春节美食通常在一年中最丰盛。广府人春节美食有哪些特色，蕴藏了何种美好愿望？
曾应枫：广府人传统年货包括鱿鱼、发菜、冬菇、虾米、粉丝等。年前还要开油锅，炸油角、炸煎堆、炸蛋散、包油角等食物，一般是全家动手，丰衣足食。蒸糕也是广府人过年的必备，除了蒸年糕，还有蒸萝卜糕、马蹄糕、九层糕等，既好吃又讲“意头”，象征“步步高”。
民众在广州一茶楼饮茶、吃点心。陈楚红 摄团年饭也叫年夜饭，这是广府人过年的重头戏，是一家人一年当中最为讲究和隆重的一餐饭。广州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广府人喜欢白切鸡，也称“白斩鸡”，还有鸭、鹅等三鸟，食材要求新鲜。烧肉肯定少不了，好吃且有“好意头”，寓意“红皮赤壮”，人丁兴旺。当然也要有鱼，寓意“年年有余”，团年饭的鱼要求新鲜，一般多是清蒸。此外，还有好多传统美食佳肴，如芋头扣肉、发菜焖猪利、生菜以及老火靓汤。
广州市民排队买烧腊准备年夜饭。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今年春节，广州多地重启2023年传统迎春花市，广府人为何如此热衷“行花街”？
曾应枫：广州素有“花城”美称，市民春节“行花街”历史由来已久。西汉陆贾所著的《南越行纪》记载，当时的妇女“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明代，广州花市已是著名广东“四市”之一。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有相关记载。广州真正成规模的迎春花市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初。民国初期，广州拆城墙开马路，花市空间扩展。“年三十晚行花街”逐渐成了广州市民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行花街”民俗有增无减，发展规模越大。
2019年2月2日，广州西湖花市开市，吸引市民前来游玩。陈骥旻 摄在广州，“行花街”的高潮是在团年饭后。大人和孩子喜欢金桔，又好看又好吃，寓意“大吉大利”；年轻人喜欢大朱砂桔和吊钟花，寓意“财源滚滚，大展鸿图”；未婚男子则钟意买桃花，扛着它在花市转几个圈，寓意“行桃花运”；主妇和老人多喜欢买菊花、剑兰、水仙、鸡冠花等时花。
2019年2月，市民在广州天河花市选购迎春花卉。陈骥旻 摄2021年，广州“春节(行花街)”列入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广州2020年、2021年、2022年没有举办正式的大型迎春花市，但很多市民还是会上街购买年花。今年春节，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西湖路迎春花市等多地花市复办。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人拜年喜欢讲“恭喜发财”，这跟广东经济状况有关吗？
曾应枫：“恭喜发财”是广府人拜年最多的用语。有研究显示，“恭喜发财”源自清末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据民间说法，在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一些中国人每逢过年时都会到行商商馆里去拜年，一进门便不停地说“恭喜发财”。此后，“恭喜发财”广为流传，成为一句常用的新年祝福语。
广州被称为千年商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商业氛围浓厚，一直是富庶繁华之地。实际上，一句“恭喜发财”表明了人们的新年愿望——希望收入有提高、经济上有盼头，迎来好生活。
2022年2月，游客在春节假期期间来到广州白云山上观赏广州城区风景。陈骥旻 摄在包括广府地区的广东各地，春节期间，长辈会向来拜年的晚辈派“利是”，“利是”即红包，表达对晚辈的祝福。节后返岗后，很多未婚人士还会“逗利是”，遇到已婚同事便道“恭喜发财”，紧接着俏皮地添多一句“利是逗来”。至于金额多少并不在乎，金额10元(人民币，下同)、20元的利是，大家都乐意接受，派利是的人也没有压力。这一点非常好，没有攀比的风气。
岭南年俗——利是封。陈楚红 摄中新社记者：广东是著名侨乡，祖籍广州、佛山、江门等地的华侨华人众多，广府人遍布世界各地。据您观察，广府年俗年味在海外的传播和传承怎么样？
曾应枫：广府年俗随着广府人的迁移而传承至港澳及海外，春节作为阖家团圆之日，对传统年俗的延续也是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联系纽带的延续。比如，“行花街”民俗除了影响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城镇，香港、澳门等地亦有花市，并辐射至东南亚等地的华侨聚居区。
广府年俗起到了增进家族亲情、提升文化认同感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海外的广府人也过中国年、吃年夜饭，尤其是岁数较大的华侨更是重视春节。每年春节，本人在海外的亲戚都会寄回拜年贺卡，虽然贺卡通常是圣诞卡，但写的内容却是中国春节的问候和祝福。年年如此，从未忘记。
广州猎德幼狮班的学员在猎德李氏宗祠练习舞狮基本功。陈楚红 摄在海外，广府华侨华人社团是广府年俗传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桥梁。每年春节，广府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在唐人街等场所开展舞龙舞狮、派利是、花车巡游、中式美食品尝等活动，非常热闹。我们要进一步依靠海外华人社团的力量，支持其举办各种新春活动，并吸引年轻人参与。
中新社记者：广府年俗是否折射出了岭南文化的特点？广府年俗传承发展路在何方？
曾应枫：广府年俗作为中华民族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起源、节日时间、节日文化心理等方面体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征。同时，广府年俗更是岭南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祭祀、饮食、交往等各方面呈现出了浓郁的岭南风情。无论是年夜饭、“行花街”，还是拜年语“恭喜发财”、派发“利是”，均体现了重商务实、重彩头、包容性较强等广府文化特征。
广东佛山民众在快子路选购挥春。陈楚红 摄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广府年俗也在变化。当然，一些习俗也无可避免地面临消失的局面，比如前面提到的“卖懒”；现在，除夕夜难以听到鞭炮声。广府年俗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值得思考。我认为，应顺应时代进步，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融入现代元素，赋予新的生命力。比如，通过社交平台抢红包、拜年，就是科技进步下的春节新现象。
2019年2月，广州越秀公园迎春花灯璀璨绽放，缤纷炫目的各式花灯吸引市民前来观光游玩。陈骥旻 摄值得一提，在广府地区，除夕夜交子时燃放“开门炮”是重要年俗之一。旧时，春节燃放鞭炮有着“吉祥迎新”“驱瘟驱邪”的意义，这一民间传统延续数千年。如今除夕燃放“开门炮”，迎新送瘟神，更有提振人心的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曾应枫，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历任三届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创作出版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民间文学等三百多万字，多次获得省市各类文学奖项。代表作有《广州故事》《省港人家》《俗话广州》《广州民间艺术大扫描》《广州牙雕史话》《纤云弄巧摆七夕——广州乞巧节》《龙舟竞渡——端午赛龙舟》《织金彩瓷——广彩工艺》《舞动南方——南派醒狮》《广州民间艺术大会堂》《传承与守望——广府文化“非遗研究与实践》等。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
)